​每月焦點

女童之死與制度之亡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締約國應確認每個兒童均有生命權,並最大限度地確保兒童的存活與發展。只是,今天再講《兒童權利公約》,恐怕只餘下尷尬和淒涼。是次屯門女童遭虐殺的慘劇所顯示的,不單是一個生命的死去,而是整個保障兒童生命權 的制度的敗亡。

社署早在2015年修訂《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若機構或學校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均可直接將懷疑個案送往醫院檢查並報警處理。但是,根據傳媒報道,該女童在去年12月向幼稚園退學,幼稚園並沒有發現女童有任何異樣。而該女童之兄長曾被發現身體 有不明傷痕,學校已交社工跟進,而社工亦向社署詢問意見,但最終學校社工及社署並無就兄長之個案作及時跟進,最終釀成慘劇。

個案背後反映的制度問題

若傳媒所言非虛,根據《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所指出的虐兒事件指標,學校發現該女童胞兄的身體受傷性質及嚴重程度,以至胞兄的身體狀况(如體重驟減、發育遲緩),均顯示該個案或涉及虐兒。是次看來,學校或社署對該個案的敏感度明顯不 足,未有按指引及時介入。現時不論學校及社署就個案之回覆,都有互相推卸責任之嫌,並未有反省個案背後所反映出的制度問題。

第一,現時小學駐校社工服務人手不足,面對愈趨複雜的家庭及學生問題,工作量和壓力本來已非常龐大,容易掛一漏萬。再者,投標制度亦令小學駐校服務極不穩定,駐校社工或輔導人員不少年資尚淺,又未有足夠具經驗的督導支援。在此背景下,小學 社工或輔導人員可能會疏忽甚至耽誤介入,間接讓慘劇發生。

第二,香港自1978年開始推行9年免費強迫教育,覆蓋小學6年及中學3年,近年政府已將免費教育逐步擴展至幼稚園。惟幼稚園至今並非強迫教育,就算家長不願讓子女入讀幼稚園,也不會觸犯法例。話雖如此,香港學童幾近全部入讀幼稚園。今次幼稚園面對女 童家長提出退學,卻未有任何介入,法例上或者講得過去,但為人師表者理應探問此「退學選擇」。况且,女童個案或涉及長期虐待,為何幼稚園一直未有察覺女童有任何異樣?這是否就是警覺性不足的問題?實在值得關注。

第三,據報女童的8歲胞兄極度瘦弱,身高體重恍如6歲,這可能是長期忽略照顧的指標。現時一般適齡學童均會參與衛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並會為學生提供身體檢驗及健康評估。我的問題是:如此這般的營養不良和發育遲緩的個案,為何沒有被醫療人員察 覺?為何衛生署又沒有及時介入?或許現實是,現時的學生健康服務只是作一般健康檢查,而每名學童每年只有一次檢查,衛生署跟進特殊情况的效果認真成疑。

第四,香港一直未有針對「高危」家庭進行妥善的個案管理制度,令「高危」家庭或個案缺乏適切支援。有需要的市民往往跌入服務與服務、機構與機構之間的服務夾縫,情况極不理想。事實上,母嬰健康院或可作為守護孩子的第一站,及早識別「高危」 嬰兒,並作出適切跟進和轉介,防止有關慘劇一再發生。

不正常社會 眼前慘劇不會是偶然一宗

香港一直以「最自由經濟體」為榮,美化了「低工資、高工時、高消費」的生活壓迫,但其實社會關係和家庭功能早已分崩離析。可以說,社會制度並沒有成為孩子的保護罩,反而為暴力製造了最佳的場景。不難想像,在政府只支援「最不能自助者」的 剩餘福利制度之下,貧窮家庭及兒童只會不斷出現,他們飽受物質匱乏之苦,還不斷被貼上種種道德污名。而按「槌仔揼釘釘揼木」的邏輯,種種欺凌、虐打的問題,都是一種向更弱勢者施以的暴力行為。在這個不正常社會中,你我都知道,眼前的慘劇不 會是偶然的一宗,也不會是最後一宗。

改革整筆撥款:你「伏」唔「伏」?

常言道: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早在競選立法會期間,我已訂定「徹底改革整筆撥款津助制度」作為重點政綱。整筆撥款制度推行至今17年,「優化整筆撥款津助制度檢討」專責小組終於可在年底「埋班」運作了,大概也算是「成功的一半」吧。這「成功」絕對要歸功前輩們在過往17年前 仆後繼地爭取LSG大幅改革,才得以逼使特首林鄭月娥責成專責小組跟進議題。

我和張超雄議員在11月下旬正式收到社署邀請加入成為小組成員,超雄更說做了10年議員首次獲委任加入與LSG有關的專責小組。當我們都磨拳擦掌,準備為遺害社福界多年的撥款制度進行徹底改革之際,卻發現小組原來「伏位」處處。

1.    名單「伏」

11月27日是專責小組首次會議,名單在三天前才曝光。在19位非官守成員中,有9位曾參與過去十多年的撥款改革建議;好處是他們熟悉LSG制度,壞處是他們本身已有渠道表達意見。今次改革工作小組,來來回回都是這班人,意見重覆又重覆,哪來徹底改革?難怪 予人政府偏聽感覺。再者,現有名單完全缺乏非社工職系的同工代表,而服務使用者代表只有兩位,並且又是政府慣常「御用」的兩位。我和超雄將在小組正式啟動檢討運作前,爭取增加更多具廣泛代表性的持份者名額。

2.    範圍「伏」

專責小組第一、二次開會,議程主要是訂定檢討範圍,這樁腳大抵關乎未來十年社福界的命運。可是,社署所謂的「徹底檢討」竟設有四大禁區,包括:拒絕檢討全面福利規劃、退場機制、實報實銷制度及不會將整筆撥款制度推倒重來。若然跟隨此框架思 路,最終不過是換來小修小補式增加撥款金額及提高社工薪酬待遇而已;試問如此限制重重,撥款機制何來徹底優化?此乃「大伏」。

因此,我在席上唯有不識大體地打開口牌:我作為社福界民意代表,絕不妥協成為橡皮圖章;若社署態度不改變,不開放範圍禁區,我和超雄會考慮退出專責小組。事實上,我和超雄在第二次會議時已步步為營,有一隻腳已離開會議桌;惟當時署長應允在 原本不能觸碰的「長遠社會福利規劃」議題上作出讓步,有機會以「服務檢討」名義另開一個專責小組來回應,我們便把握每點曙光盡力去做。

我不是不想和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關係,但我並不希望為了保持關係而接受無修件的妥協。在此,我同時感謝一班關注業界的同工及服務使用者組成「民間社福改革戰線」,好讓業界上下裡應外合,共同撼動整個社福撥款制度。

審計報告說了的和未說的

社會普遍仍是認為審計報告像申訴專員公署報告一樣,多少有種為市民討公道的作用,以致每次審計報告一出,勢必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而今次審計報告第一章關注的,正是「社會福利署對整筆撥款的管理」。報告指出社署在監管非政府機構上種種不足,部份機構亦未有按《津貼及服務協議》處理機構的財務或提供適切的服務。

審計署為政府查找不足,也為市民及議員提供一把尺,用以監察政府,對政府的資源錯配、行政失當等問題有節有理地提出質疑。審計署以此黑白分明的尺量度社署整筆撥款管理,大概也量度到社福界長期面對的苦況:《津貼及服務協議》長期沒有檢討, 令服務量及標準均與社會需要脫節;機構財政欠缺透明度,沒有善用公帑,部份機構未能提供良好管治;機構員工流失率高,薪酬待遇影響員工士氣……作為整整17年活在整筆撥款制度陰霾下的倖存者,當然要先感謝審計署以「時機合宜」來形容「檢討以優 化整筆撥款津助安排」。

然而,審計署的審計尺只是云云眾尺中的其中一把。如果社會上可以有另一把社會公義尺去量度政府的公共財政,或會發現政府在龐大財政盈餘下,將大量公共資源投入在基建項目上,撥款極之寬鬆,每遇超支則予以補貼,但對社會福利、反歧視、維護人 權、環境保育的撥款則極之嚴謹,從來不容許超支;政府可以面不紅氣不喘地投放大量資源去資助商界和補貼市場,卻對弱勢群體的服務發展和長遠資源規劃束之高閣。

整筆過撥款制度已運作了十七年,香港社會的人口、家庭組成、社會需要等已大大地轉變,而社福機構不少服務的人手標準卻是原地踏步;個別的社會需要在欠缺整全和定期的規劃下,多年來均無法滿足,不少兒童、長者、殘疾人士均活在匱乏和社會排斥 的狀態下,一直掙扎卻未能輪候到適切的服務。面對政府的資源封頂及龐大的社會需要,有些社會服務機構及社福同工用盡各種方法滿足市民的需要,有的不停籌款,有的不斷尋求商界合作和資助,有的多聘請員工滿足服務需要……希望頂住「服務跟災難走 」這個令人沮喪的黑箱。但到頭來社福界卻得到「以撥款補貼非協議服務」(即交叉補貼)的惡名。難怪社福界會有:「究竟是誰在補貼誰?不是政府補貼機構,而是機構補貼政府」的委屈和怒吼。

審計報告固然是指出了整筆撥款制度下,社署監管與機構管理的窘態,但更不能忽略的是,香港社會福利政策中制度之惡。面對千瘡百孔的社福現實,社署和機構均只是在這糜爛的制度下苦苦掙扎,例如加強監管、巡查、多加提醒、指引等等。顯然,這都 是治標不治本的方法,而這恐怕只是較一味將問題歸咎於個別機構、管理層、服務單位的「個別化策略」稍稍好一點而已。

就「葵盛東倫常慘劇」之聲明

根據今日(8/10)傳媒報導,葵盛東邨今日(8/10)發生倫常慘劇;一名男子疑不堪照顧壓力,約於今日(8/10)中午時分弒母後再跳樓自盡。對此,本人就事件有以下聲明:

1,照顧者因長期照顧體弱家人,長期缺乏支援而面對龐大壓力,最終要走上傷害家人及自己的路,實是社會的悲哀。任何一個國際都會根本不可能容許一宗又一宗的照顧者傷害至親的慘劇發生。

2,這些倫常慘劇正反映出香港社會對照顧者的支援嚴重不足,政策方向錯誤。而就今天葵盛東邨發生的倫常慘劇,不論犯案者是不是社工,我們也別忘其照顧者身份;畢竟,香港照顧者的壓力早已超越了性別、宗教、工作等身份,不論其身份如何,在這制 度下擔當照顧者必然會吃盡苦頭,當中的辛酸、掙扎和矛盾,並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

3,歸根究底,照顧者正身處在一個吃人的制度之中。多年來,政府「家庭為本」的照顧政策:依賴家庭支援老弱,政府只在家庭支援出現問題時才介入;在人口老化、社會「少子化」及家庭關係越趨薄弱的社會背景下更顯得失敗。更何況,政府連出現問題 時也無力介入。目前,體弱長者就算乎合申請資格,輪候社區照顧服務也動輒需要一年,輪候院舍更加要等三年;長者或殘疾人士在社區內缺乏適切的社區支援,照顧壓力只落在照顧者身上。

4,照顧壓力難解,經濟支援亦非常不足。現時申請綜援要以家庭為單位申請,變相迫照顧者在工作及照顧中作出決擇。申領綜援則要放棄工作,生活可能因此而變得更加窮困,放棄申領綜援則必須工作,工作時間限制亦令照顧者無法照顧家人。雖然關愛基 金現為低收入護老者提供的「照顧者津貼」試驗計劃,但計劃的津貼金額明顯不足,加上嚴謹的入息審查制度,未能從經濟方面為照顧者提供足夠的支援。

6,參考其他地區的經驗,他們會為長者及其照顧者設立一個有系統的個案管理服務,個案經理除了跟進長者的情況外,也會同時為照顧者提供情緒支援及技巧訓練,在經濟上亦會為照顧者提供免審查的津貼,從照顧及經濟上均支援照顧者,減輕照顧者面對 照顧與經濟的雙重壓力。

7,最後,本人促請政府相關部門立即從多方面介入,改善香港照顧者的處境,避免同類的倫常慘劇繼續發生。本人亦會為是次事件的當事人繼續提供支援和協助。

鄰舍輔導會大規模裁員事件

據悉,鄰舍輔導會7/9多個單位主任召見不同的合約社工、活動工作員等,表明該會本以為在整筆撥款下,財政足夠支付服務開支;但發現持續下去的話,未來數月機構將現赤字,故決定大規模裁員,受影響服務包括:家庭服務、外展隊、再婚家庭服務等。據 鄰舍輔導會年報顯示,該會有逾億元儲備。臻辦對於鄰舍輔導會上述的回應感到憤怒,若真是機構管理層行政失當「計錯數、開錯project」後,要提供社會服務的僱員離職來成為代罪羔羊,絕對是荒謬之舉。

事出突然,傳媒即時反應是把焦點放在追究責任;其次則是關注直接受影響的117人,尤其最終無法被會方空缺吸納的62人。因此,表面看來,「鄰舍」高層管理人員辭職和減薪已算是問責,對「計錯數」也是一種交代。可是,我始終認為,事情涉及3種持份者: 管理層、被裁員工和服務使用者。懲處管理層只是問題解決的三分一,還有佔三分一的同工,以及三分一的服務使用者。同工成為「計錯數」的代罪羔羊,始終是仍未改變的懸案。服務受眾呢?他們也是最無辜,也是被犧牲,也是弱勢。哪些服務要停止? 屬於什麼性質的服務?涉及幾多服務使用者?此等問題仍須追問下去。

 

逼使會方短時間內作出最基本的交代,明顯是局方、署方、工會、同工及公眾的共同努力。臻辦將繼續擔當串連各方溝通角色,我於8/9已去信緊急邀約鄰舍輔導會總幹事董志發,並已獲對方承諾會就事件尋求解決之道;而我也會邀請社總及社福工會共同參與會議,讓被辭退的員工意見得以在席上表達。

鄰舍輔導會只是社福機構大規模劣質化的冰山一角。機構肥上瘦下、剋扣員工補薪、干預員工的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亦有之……如此這般的問題,於未來不會減少,只會增加。要追源溯始,恐怕很難可以繞過「整筆撥款制度」(Lump Sum Grant)而置之不理。

社福同工給梁曉暘的聯署聲明

社工梁曉暘(Sunny)於8月15日因東北案,而被判囚十三個月。我們對此有以下聲明:
 

因反對新界東北無理規劃,拆遷家園,逼害村民和小商戶,而進行公民抗命,我們認為同工Sunny的行為屬社會工作者應有之義。Sunny為此而身陷囹圄,犧牲個人前途,值得尊敬。Sunny於2015年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工作副學士課程畢業後,從事組織工傷工友的工作。眼見香港社會歪歪斜斜,官商鄉黑勾結,遂投身捍衛新界東北村民和小本經營者權益的行列,透過文宣和直接行動,鼓動風潮,引起社會對弱勢者的關注。然而,早前,Sunny 聯同其餘12位大好靑年被裁定「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判罰社會服務令。可是,律政司認為他們的刑期過輕,向上訴庭要求覆核刑期,並處以監禁以示懲戒。上訴庭法官審理後,以「行動過於暴力」為由,予以即時監禁。在此,我們希望跟Sunny站在一線,作為對他的支持。社會工作源於捍衛公義和追求平等的信念。「與弱勢者同行」本來就是我們的天職。在秉執公義的同時,我們持守和平,反對暴力。對於威權體制的步步進逼,使抗爭者被孤立爲原子狀態,我們更需要團結。為此,我們要公開表達與政府當局不一樣的觀點,是讓社工重回公共生活之中,是以勇氣戰勝黑暗。作為社福界的一員,我們以Sunny為傲,並支持Sunny繼續頑強,克服眼前艱難的日子。

放寬安老院舍聘外勞是飲鴆止渴

有報道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早前與傳媒茶敍時表示,本港10年後開始出現「高齡海嘯」,首要工作是落實安老服務計劃方案,並指「基層勞工短缺料越趨嚴重,尤其殘疾及安老院舍,適當輸入外勞是無可避免」。

每隔一段時間,政府和商界便會聯手表演,提出輸入外勞解決問題。我認為輸入外勞是飲鴆止渴,必須先認清幾個根本問題:

1、一味製造恐慌。人口老化是全球問題,很多亞洲地區也面對此情況,所以重點不在香港的「高齡海嘯」。坦白說,不論為官者、學者或業界同工,對人口老齡化的現象早已預期,何解對相關政策有多年研究經驗的局長今天才恍然大悟,繪形繪聲高舉「高 齡海嘯」這種誇張詞彙來製造公眾恐慌?除了是種「語言權術」為引入外勞鋪路之外,恐怕對解決現實問題沒有甚麼幫助。

本港勞動力錯配的關鍵,顯然是政府在施政及規劃的思維上,只以經濟發展作為主導。事實上,人口老化對社會帶來多少負擔,醫療開支需要多少,勞動生產力又減低了多少,這些本來都是有數得計。可惜港府過去一直沒有深入討論長期護理政策,以及箇 中的人力規劃,到今天才「猛然醒覺」要急就章處理,並且以一種飲鴆止渴方式,表面解決問題,實際製造更多問題。

問題源自政策失誤

2、一味諉過於人。羅局長提出輸入外勞時臉不紅、耳不熱,但實情是行內基層勞工短缺的現象絕對是政府一手促成,如今卻理直氣壯諉過於人。社福界的情況與醫護界幾乎同出一轍,政府不斷對外表示關注的公營醫院人手不足問題,根本就是政策失誤所致 。政府早年為了收緊公營醫療資源,不惜以肥雞餐誘使員工離開,藉此收緊人手,到今天人手不夠,又提出引入內地醫生。是次羅局長言論何其相似。歸根究柢,還是跟政府「一時一樣」的政策最有關係。

3、3D(Difficult, Dirty, Dangerous)工作有待改善。政府和僱主常常口徑一致,表示基層勞工沒有幾多人肯做3D(困難、骯髒及危險)工作。我們抱怨時,是不是應該撫心自問,為何我們不能改善3D工作的惡劣條件呢?香港安老事業的現實困局是,院舍往往花費大筆開支購買中介服務,也不願聘用人手;加上工作壓力,工時不停增加,工資水平依然未能達標,以致人才不斷流失。我認為,應先改善基層同工待遇,最低工資、標準工時、好的工作環境、集體談判權可以保障工人的基本生活及尊嚴,亦是吸引更多人投身其中的關鍵。

4、配合院舍修例整頓人力資源。院舍條例將在未來三至五年內修訂完成,屆時理應提高對安老從業員人手、資歷、監察的要求,外勞將更難符合要求。政府應在這修例前,大刀闊斧改善從業員的培訓、待遇及發展前景等,以保有合格又足夠的人手,配合修訂後的院舍條例,不然修例只會形同虛設。

總之,全球化的地區經濟發展,外僱人數漸減少,倚賴外勞終究並非長久之策。此外,外勞質素參差,低待遇與質素亦形成不斷的惡性循環。輸入外勞是短視的建議,就好像打一劑興奮劑,振奮一下精神,但就傷及五臟六腑。更重要的是,這只會一直推遲護老行業待遇、欠資歷認可及發展的根本問題,顯然是The solution today is a problem of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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